花开见佛讲经说法法苑珠林黄埔军校走出的高僧----清定上师的传奇事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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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埔军校走出的高僧----清定上师的传奇事迹 (4)

黄埔军校走出的高僧----清定上师的传奇事迹 (4)

半岁婴儿叫“善哉”

生我的那一年,年月不好,闹饥荒的地方多,民众生活都很困难,家家户户过着苦日子,我病过多次,幸好父母亲把我的病治好。听母亲讲,我一岁多不会叫爸爸、妈妈,只会喊“善哉,善哉”两个字。每当母亲把米粉汤喂了后,我就高兴地笑着叫“善哉……善哉”。起先,母亲听不懂,后来父亲对母亲说:“这二娃在喊善哉!”我的嘴里头仍然是叫“善哉、善哉。”其他的话教也不会喊,“善哉”二字不教而自会喊。后来,我母亲对这件事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娃不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会叫“善哉”呢?于是,我母亲就去问我们县里一个古庙的老和尚。那老和尚对我母亲说:“你的孩子,前世是如来佛的弟子,生下来有佛性,有善根。长大了,若当官,一定会当个大慈大悲的清官,若不当官也会当个释迦世尊的大弟子,普度众生之苦,济世救人,教化人们行善事,不作恶事。”母亲听了此话特别高兴。此后,只要我喊“善哉”两字,父母跟着我叫善哉,欢喜极了,一岁多我才学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母亲常对人说:“这二娃本性善良,身体瘦弱。”在我们三兄弟中,母亲对我特别疼爱关心。后来,母亲经常带我到古庙里拜佛,给菩萨烧香,敬求佛祖保佑我好好念书,没有病痛。待我懂事后,母亲把我婴儿时学说话的情况全告诉了我。小时候,我会说的最讨人喜爱听的话是“善哉、善哉!”

人在军界,心想世人

1940年,祖国大半壁河山失守,中国人民即将成为亡国奴,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而干训团的“学生官员们”贪污成风,依然花天酒地,中饱私囊。一个个腰缠万贯,吃喝嫖赌,欺压老百姓,抢劫民女,一掷千金。抗日吃紧,而国民党内部很腐败。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在重庆枣岚垭罗家湾那个窝荡里,活像一座监狱,前门是“漱舍”,后门在观音岩下的中二路。军统局训练团迁到重庆以后,就选中了中二路罗家湾这个原来重庆市警察警士教练所为局本部和训练团办公地点,后来把隔壁重庆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强行占了过来,与中二路杨森的“渝舍”成为邻居。1940年夏季,日军在长江中游大举西犯,攻占了宜昌城,打到了四川的大门口,直接威胁着重庆。接着,日军陆、海、空部队从长沙市、宜昌、广州、南宁、河内等基地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施以规模空前的毁灭性轰炸,山城重庆在恐怖的空袭警报、敌机轰炸声中颤抖流血、燃烧。当是,我只身随军队来渝,我的家眷留在上海。我借住在浙江同乡、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并与李结为无话不谈的契友。一天,我敞开自己的心扉对李士珍说:“士珍兄:这样下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何存?国家和民族危险啊!就拿干训团来说……”李士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以手指口,示意我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并对我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我听了李士珍的这番话,使我的心冻成一块冰,真是古人云:“万树梅花一潭水,凶时峰雨旱时酝,君子之交淡如水,醉翁之意不在乎名。”只好“唉!唉!”两声,两人木然对坐,相视无语。在这混乱的社会里醉者多,清醒者少。我想起1937年我回乡探亲,父亲送我返回军营的情景:我们父子俩人相互告别时,我见父亲眼睛发红流下眼泪,我难过地问:“父亲:儿子何事伤了您之心?父亲为何伤心流泪?”父亲擦着泪水对我说:“山儿啊!你我父子两人这一离别,相见就难了。”我对父亲说:“父亲想见儿,有事发个电报,我就回家看您老。”父亲说:“你我各有因缘,我可能再见不到山儿了。”接着父亲教导我:“全山,国事如此,军心民心如此,人民受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在外言谨行慎。自古忠孝难全,父已年迈,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难得,望儿为国为民尽忠尽孝,今后有疑难不决之事,去找屈文六叔叔……”想着父亲的教导,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

从李士珍处回到军营,我的心情很沉重,晚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回响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搞教育的斗不过搞技术的,搞技术的斗不过搞战术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训练的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到中央训练团来训练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等,他们有实权、有枪杆子、有军队,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一个个是腰缠万贯的贪官富翁,整天吃喝嫖赌,我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穷教官,我年轻、无权无钱,人家不听我这个穷教官的话,看不起我这执教鞭的。国民党这棵大树已快倒了,政治很腐败。我人在军界,心想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看到那些逃荒逃乱的灾民,我的心都痛碎了。我这个匹夫对人民没有尽忠尽责,深感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的父母及家人。


太虚法师的精神感召

正当彷徨、苦闷之际,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和太虚法师。
我的祖父母去世后,父亲常因再也没有机会尽孝而苦恼。一位老禅师对父亲说:“孝子思念双亲,单是痛苦没有用,要多行善事、多积阴骘,走‘放生报亲恩’之路。”我的父亲一生虔诚信仰佛教,只要家里有钱,就捐款塑佛像,建寺庙;为穷人家孩子交学费,为残疾人做好事。一次,父亲从市场上买了一桶鱼虾,拿到河边放生。途遇一个中年男子,他左手生了个大毒疮,脓血把裹疮的白布都浸透了,右手提着一条大鱼,鱼鳍刺着了他左手,疼得很厉害。中年男子对我父亲说:“大爷,请你替我把鱼的肚子破开吧,我的手疼不方便。”父亲对他说:“你的手才受了一点伤,就成这样子。眼看你手上的这条鱼,就要被你剖开肚子,剁去尾巴,刮掉鳞片,鱼的那种痛苦怎样呀!鱼儿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父亲给了那人10块钱,把那条鱼买下,放回河里去了。后来,那男子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戒杀生,勤放生,热心地为高枧乡的乡亲们做好事;经常到三门县的多宝讲经寺去念经礼佛,最后皈依了佛门。
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时,听说太虚法师(原中国佛学会主席)在南京讲《心经》和《佛陀学纲》。我高兴极了,便换下军装,穿上便衣去听讲经。太虚法师讲得很好,大大开了我的悟境。佛学真能教化人心,使我的人生观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坚定了“多行善,不作恶”的决心。太虚法师每天除参禅、打坐、讲经、念经外,还经常撰写佛学文章;抽时间与僧众、居士们谈心,询问学习情况。有一天,我有个不懂的问题去请教太虚法师,他望着我瘦弱的身体,首先问我:“施主,你有病吗?”我回答:“大师,我从小身体就瘦弱,没有病,只是繁杂事太多,心不静。”太虚法师接着对我说:“你年轻、聪明,要注意修心,多学佛经。”我告诉法师:“我信仰佛教。我父亲是个虔诚信佛的五戒居士,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学佛。”随即,太虚法师从书案上找了一本《金刚经》送给我并对我说:“你多念《金刚经》,有不懂的地方,可来问我。”太虚法师大度、亲切而又平易近人,令我非常敬佩。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叮咛我:“一日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回到军营后,我一有空就念《心经》、《金刚经》;遇有不懂处,就写信向太虚法师求教。法师传授了我许多佛学知识;我与太虚法师结下了佛缘。
一九三二年秋,经太虚法师倡议,由四川军阀刘湘等赞助,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缙云寺开办了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的学府——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任院长。有名的西藏佛教界人士喜饶嘉措、悦西格西、东本格西都曾莅临该院讲学。我于一九三八年随军调到重庆后,又有机会经常与太虚法师接触,聆听他的启示与教诲。那时,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我都要专程到汉藏教理院或慈云寺去听太虚法师讲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学家老舍、郭沫若等都曾在太虚法师座下听讲佛经。人们尊称太虚法师为“当代佛学泰斗”、“佛教新运动之领袖”、“世界知名之佛学家”。我有缘能得到太虚法师的指教,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运之一。我之所以能下决心脱离污浊的国民党军界,是与太虚法师对我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能够进入佛门,精进修持,还得感激我永远怀念的太虚法师。
我很富有。
---- 不是我拥有的很多,是我需要的很少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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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故名为真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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